【魔法师荣格系列】
通过对梦和日常行为的分析，弗洛伊德加深了对无意识的认识。弗洛伊德的后学各树旗杆，各走岔路。对无意识的探索从意识开始。关于意识的研究有一个更早的分岔，出现在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Brentano，1838－1917）的学生中。弗洛伊德和胡塞尔师出同门。两人相差三岁，弗洛伊德年长。他们的共同老师是布伦塔诺，而且都汲取了布伦塔诺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有一个共同的渊源，从布伦塔诺那里岔开。
布伦塔诺是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心理学的一个源头是哲学的认识论。把心理学从哲学分立出来，布伦塔诺是一个关键人物。布伦塔诺出生在德国西部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祖上是意大利来德国的商人。布伦塔诺的伯父克莱门斯·布伦塔诺是德国浪漫派的杰出诗人和小说家。他的姑姑贝缇娜（Bettina）在婚后称阿尔尼姆伯爵夫人，伯爵夫妇都是著名作家。贝缇娜年轻时与歌德有往来和通信。她在音乐和绘画方面颇具才华，贝多芬是她的朋友。她提携过舒曼、利斯特、勃拉姆斯等作曲家，受到他们的敬重。布伦塔诺的弟弟路约（Lujo）是经济学家，对二战之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有重大影响。
从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初，维也纳是一个文化中心，颇有一些布伦塔诺这样的书香家族。在帝国的晚期，往往文化昌盛，天才辈出。精神分析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
布伦塔诺在1862年完成图宾根大学博士论文，内容是亚理斯多德哲学。他在1864年被任命为神父，在维尔茨堡大学任教，学生中有卡尔·斯图姆夫。因为强烈反对教皇不犯错论，布伦塔诺退出教会，并离开德国。从1874年起到1895年退休，他在维也纳大学讲授哲学和心理学。
布伦塔诺的哲学贡献之一是重新提出并论述了“意向性”。“意向性”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经院哲学之父”安瑟伦（Anselmus）。安瑟伦出生在今意大利北部，在法国的一个修道院担任院长，从1093年起任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直到1109年去世。他在《宣讲》（写于1077年－1078年）为上帝的存在提出本体论证明，区分了心灵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安瑟伦说：“主，虽然你不是身体，从某种意义上，你是最高的感觉，因为你以最高的方式认识万物，而不是像动物那样，通过身体的感觉认识。”上帝是精神性的。安瑟伦把上帝“最高的感觉”与动物“身体的感觉”做了区分，虽然都是“感觉”。
英国的乔治·贝克莱主教（George Berkeley，1685—1753）研究过感觉器官。他的第一部著作是《视觉新论》（1709年），研究我们如何通过视觉感知物体的距离、大小和位置，以及视觉和触觉这两种感觉形成的观念是否有共同之处。这本书奠定了他的哲学的基础。贝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1710年）中说：“一个观念的存在，正在于其被感知。”他的哲学被总结为“存在就是被感知”（To be is to be perceived）。这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判断。经验主义的理论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之上。贝克莱反对抽象观念。他指出，抽象观念是所有的哲学困惑和幻觉的来源。
实际上，贝克莱不否定在没有人感知的时候，外物仍然存在。他说：“比如，我写字用的桌子是存在的，即，我能看到并能触摸到它；如果我走出书房，我也会说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假设我在书房里，我可以感知它，或者是其他某个精神在感知它。”（《人类知识原理》）这个“精神”是上帝。外物的持续存在是因为上帝在感知。贝克莱像安瑟伦那样证明上帝的存在。贝克莱推论说：“既然这可以适用于一切其他有限的被造的精神，结果一定有一个无处不在、永恒无限的心灵，知晓万物，理解万物。”经院哲学经常用向最高、最完美方向的推论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王阳明有类似的说法。一日，他和友人出游。友人不理解他的“天下无心外之物”，指着岩中花树问：“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阳明传习录》下）这个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同归于寂”时不是“无物”，“颜色一时明白”也非存在的显现。不过，中国文化重视的感悟，而不是推理，所以缺少理性的穷究，不需要一个时刻在感知的精神或上帝。
贝克莱确定了客体的存在方式，实际上也包括了作为意识主体的“我”。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用“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主体的存在方式。笛卡尔是一位有卓越成就的数学家，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也是早期的理性主义者，影响了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哲学家兼数学家。数学是一个推理和运算的学科。笛卡尔指出，感官的观念是外来的、偶然的、个别的，而且感官经验具有欺骗性；理性固有的“天赋观念”是构成普遍知识的基础，如数学。荣格相信先天的普遍印迹，即集体无意识。笛卡尔把知识划分三类，分别是天赋的，如数学、逻辑以及宗教；通过感官获得的外来的知识，包括听到和看到的；臆造的，如飞马。荣格会把集体无意识放在天赋的范畴之内。
早期的经验主义者洛克反对天赋观念，提出“白板”说，认为人在刚出生时的心灵是空白的，所有的知识都来自经验。贝克莱是经验主义者，反对唯理论。可是，他也攻击洛克的经验主义。贝克莱分解经验感知，也就分解了外物存在的感知，因此走向否定实体，但不是佛教独立于感知的无自性的“空”。贝克莱和笛卡尔的这两个论断在源头上有相通之处，都确定了“我”。“我思”的主体是“我”，“感知”的主体也是“我”。“思”与“感知”是两种不同活动，因此导致不同的哲学体系，一为理性，一为经验。
康德在早期是理性主义者，被经验主义者休姆“唤醒”，于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笛卡儿和洛克的哲学是二元对立的，即现象与本体对立。在康德哲学中，现象与本体、显象与物自体（自在之物）的概念之间没有大的差别，他自己有时也混用，不过显象更多是指经过知性加工的现象。康德认为，人不能直接认识物自体，需要“给予的表象”刺激感官形成直观表象。对表象的综合判断使得知识的扩展成为可能。
如果采用经验主义，即经验符合对象，那么，后天的知识就不可能是普遍的，而只能是个别的、偶然的、相对的；如果采用唯理论，普遍的知识就不可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只能是先天的（先于经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要解决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他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他的答案：既然经验符合对象的路子走不通，那么，颠倒过来，对象符合经验，由主体在加工过程中为知识提供共同的规则，这样知识就包含先天性，也就是普遍必然性。由此，康德发动了一场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儒家先贤也是以个人的意识为主体。孟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思”。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思”是抽象思维，但不是欧洲理性的思考。“得之”也不是对外物的认知，而是儒家的价值观，万物体现于价值之中。因此，孟子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性善”是先天的，仁义礼智是“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良能”、“良知”都是先天固有的。但孟子没有深究“思”是先天存在的，还是出生后的心的一个生物功能。
印度佛教的瑜伽行派和由此而来的汉传佛教唯识宗相信“万法唯识”，一切都是意识产生的。宋朝的心学综合了孟子和佛教之说。宋儒陆九渊说，他的思想“因读《孟子》而自得之”，直接从孟子发展出来，实际上还有禅宗的影响。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年谱》）在1175年“鹅湖之会”，陆九渊与朱熹激烈辩论。后来，朱熹稍稍接受了陆九渊的部分思想，略有康德的综合之意。当然，这些相似都是表面的和字面的。即使“比较哲学”也很难厘清双方的异同。
心理学是欧洲哲学的延伸，思与感知都是它的研究对象。心理学是在哲学对感觉和意识的探讨中发展起来的。在哲学的基础上，就比较容易理解荣格的先验论了。
布伦塔诺用“意向性”表示心理行动具有的目标性。心理现象有别于物理现象。心理现象是内在的，意识可以包含并不存在的东西；物理现象没有目标性，没有心理活动。布伦塔诺在1874年发表《从经验的观点看心理学》。他说：“每一个心理现象都包括内在的目标，尽管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表象中有被表现的，在判断中有被证实或否认的，在爱中被爱，在恨中被恨，在欲望中被期望，等等。这个意向性的内在存在是心理现象的特征，绝无例外。任何物理现象都没有表现出类似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把心理现象定义为在它们之内有意向性地包含一个目标的现象。”这样，布伦塔诺把心理分离出物理，使之成为独立的现象，并使心理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哲学中则催生出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
卡尔·斯图姆夫（Carl Stumpf）创造了“现象学”一词，而真正建立现象学的是他的学生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胡塞尔说的“现象”指意识的认识对象，而意识是心理现象。心理学为现象学提供了部分基础知识。康德限制了讨论本体的形而上学，而胡塞尔则放弃了对本体的讨论。
胡塞尔是布伦塔诺的学生，也是斯图姆夫的学生，而斯图姆夫又是布伦塔诺的学生。胡塞尔在柏林时读书时，老师是著名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胡塞尔还把比他年长九岁的哲学家托马斯·马萨里克当作导师。马萨里克也是布伦塔诺的学生。胡塞尔和马萨里克还是同乡，都出生在莫拉维亚，当时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奥匈帝国解体后，莫拉维亚被划分在捷克斯洛伐克。马萨里克在一战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8－1935在任）。
1881年，胡塞尔转到维也纳大学，两年后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然后回到柏林，给魏尔斯特拉斯当助手。因为曾受到马萨里克的影响，胡塞尔在第二年又专门从柏林到维也纳大学听布伦塔诺讲课，并决定转向哲学。
弗洛伊德在1873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生理学，和胡塞尔是同时在校的校友。弗洛伊德于1881年获得博士学位，比胡塞尔早两年。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中，生理学博士弗洛伊德没有脱离生理学的思维，数学博士胡塞尔也没有脱离数学的思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听过布伦塔诺的课，还专门去拜访过他。不过，经过一番挣扎，弗洛伊德没有接受布伦塔诺的神学思想，此后也一直是无神论者。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盖伊说：“但布伦塔诺已经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了刺激和复杂的影响，他的心理学论著也在弗洛伊德心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胡塞尔从布伦塔诺的理论起步。弗洛伊德接受的布伦塔诺的理论较少一些，主要也是关于对意识的认识。
1891年，胡塞尔发表《算术哲学》，把数学归结为心理活动，受到耶拿大学逻辑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严厉批评。弗雷格是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认识并强调逻辑和心理的区分。他在《算术基本法则》中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发现另一种存在者，他们的思维法则与我们的截然相反，且由此导致在实践上也带来相反的结果——这会怎样呢？”他们会不会得出2＋2＝5？谁才是正确的？弗雷格认为，这是心理主义者无法回答的问题。数学法则是理性的，不是主观的心理学问题。
胡塞尔接受了弗雷格的批评。1900年（弗洛伊德发表《梦的解析》那一年），胡塞尔出版《逻辑研究》第一卷，放弃了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建立现象学。《现象学的观念》是胡塞尔在1907年春在哥廷根大学的五篇讲稿，经他本人修订后成书出版。当时他还在确立自己的哲学家地位。
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被给予性”，指意向对象对主体的显现。“被”规定了意向对象之于意识的关系，也就是说，对象是意识的材料，由意识构造的。胡塞尔说：“我们认为被给予性就是：对象在认识中构造自身。”他的“现象学还原”是把外部存在还原为意识活动的哲学方法，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现象学－心理学还原”。
禅宗六祖慧能说：“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坛经》）否定风动、幡动，把一切外在之物都是心之所造，也就是被意识给予的。胡塞尔自称是唯心主义者，却没有慧能走得那么远。他不否定风、幡这些意识之外的存在。他所做的是“悬置”，即在未经考察之前把一切存在的实在性都放在括号里。他说：“我不否认这个世界，不怀疑它的存在。”只是在后来的自我的构造之中，这个世界才获得真实性。
悬置之后是还原。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中说：“现象学的还原就是说，所有超越之物（没有内在地给予我的东西）都必须给以无效的标志。”还原有两种，一是本质还原，把现象还原为意向性的本质，去除经验之外的东西。胡塞尔在第四讲中说：“在现象学最严格的还原之中的直观和本质直观方法是它唯一所有的东西，这种方法本质上属于认识批判的意义，因而也属于所有的理性批判（即包括价值的和实践的理性批判）。”他在括号之外的句子中加了着重号。二是先验还原，还原到先验的自我。胡塞尔说：“通过现象学悬搁，我把我的心灵活动——我的心理学的自身领域，还原为先验－现象学的我，即先验现象学的自身经验的领域。”
在胡塞尔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这两种还原是递进的关系。他的先验现象学被批评为“回到康德”。可是，胡塞尔说，我们几乎可以把先验现象学叫做一种新笛卡尔主义，即以“思”为主体，但不是唯我论，每一个人都是主体，“交互主体性”即由此而来。
胡塞尔认为，自我是意识之流。现象学和心理学都以意识为研究对象。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意识论。胡塞尔说：“属于心理学意义上的知觉，也属于现象学上未被还原的知觉。”追溯意识的源头和下层无意识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荣格是先驱。在当前的主流心理学家中，他们几乎没有后继者。
知觉只是心理活动中较为低级的层次。被还原的直觉是意识活动。现象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对象都是意识。但意识之下还有无意识，如同水面上的冰山和水面下的冰山。虽然无意识的概念也来自哲学，但真正把无意识揭示出来的，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荣格，而荣格更注重先验的自我。在荣格似乎神秘主义的理论之中是他接受的西方哲学。他还要纳入东方哲学。
1910年，胡塞尔发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试图发起一场“哲学变革”，把哲学重建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从确定的概念和原理推导出哲学的各个部分，如同数学那样。爱因斯坦说：“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哲学并不需要完全成为严格的科学，否则就不能孕育新的科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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