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往始于东汉。隋朝时期,日本就已多次派出使团,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也有刺探中国实力的目的。通过比较,日本自认为比较强大,慢慢就有了与中国分庭抗礼的野心。在递给中国皇帝的国书中,他们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意思是说日本是与中国平起平坐的。 唐朝建立后,日本的遣唐使频繁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以至于态度傲慢,甚至蛮横无理。显庆五年(660年),日本遣使向唐高宗提出非分要求,他们对大唐的附属国垂涎三尺,想让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妄图在大唐的利益圈内分得一杯羹。距离日本最近的高丽半岛(今朝鲜半岛),则是日本这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所觊觎已久的。
当时,高丽半岛处于分裂状态,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就三国而言,高句丽、百济比较亲日,新罗比较亲唐。高句丽、百济妄图依靠日本对抗大唐,特别是高句丽本是东汉时的辽东旧地,隋唐多位皇帝志在收复,但攻伐不下;百济也因有日本的支持非常嚣张。公元660年三月,百济攻击新罗,新罗告急,请求唐军支援。新罗武烈王金春秋联合唐朝水军灭掉百济,百济王扶余璋的从子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周留城,向日本乞求援师。 日本一直不服大唐,趁机派出水军向唐朝军队发动进攻。这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唐朝与日本水军交锋地点在白江,又称白村江,是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当时,唐朝水军7000余人,战船170艘;而日本水军有10000多人,战船1000艘。据《旧唐书·刘仁轨传》《日本书记·天命开别天皇》等史料记载,当年8月27日,唐朝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一场激战在所难免。 日本水军虽然人多船多,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远远优于日本。当刘仁轨闻知倭奴要发动军事进攻后,非常自信地仰天长笑说:“天助我老头子建立勋业!让以怨报德的倭奴吃点苦头,长长记性。”结果唐军以逸待劳,同仇敌忾,再巧妙地施以火攻战术,焚毁日本战船400多艘,取得了这场战斗的最后胜利。“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旧唐书·刘仁轨传》)。 当时战争的具体情况为“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日军主将)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日本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7日率残存的百济守军及日本援军向唐军投降,日本势力也随之退出了高丽半岛。“白水村战役”后,日本对中国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对本国的实力也有了新的定位。日本天智天皇也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以中国为师。此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全心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甘心于等同“蕃国”,老老实实地谋求自强。
对于“白水村战役”,日本学者森公章曾在《“白村江”之后》中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日本老实了900多年后,中国历经唐宋元明,到了明朝中后期,日本又出了一位战争狂人丰田秀吉,此人在完成国内统一后,于1592年进犯朝鲜,作为大明帝国的附属国,朝鲜向明朝救助,万历皇帝派出大军抗日援朝,经过反复交锋、议和、交锋,最终于1597年击溃日军。次年,丰臣秀吉忧郁而亡。此后,日本又老实了近300年,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